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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期内容提要,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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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期内容提要,课题介绍

 

本课题研究方法:采取以考古发现为研究基础,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政治学、哲学及相关自然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结合方法进行。

高至喜

A•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 B•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宫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削彼涨。 C•西汉王朝都城一一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城之内还有长乐宮、北宫、桂宮、明光宫等“亚宫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宫城”并存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 D•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 E•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其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历史变化,存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滯后于社会政治变化。 F•中国古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布局形制变化,反映了国家“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消长及社会形态的变化。

 

本课题学术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两周铜钲研究

本课题成果的学术创新:

郑州西山遗址经过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1993~1996)连续四年的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约7000平方米。新石器遗存分为三期,亦有极少西周遗存。本文对692个遗迹单位内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遗存进行了研究。通过动物种属、埋藏学和动物骨骼表面的痕迹等分析,探讨了不同时期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渔猎经济和蓄养经济在整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情况,人们在祭祀殉牲上所反映的生活习俗,骨、角、蚌器的加工制作工艺以及人类行为方面的更多信息,为西山遗址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资料。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的学术研究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目的: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考古学研究“古代都城”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古代国家”历史,通过古代国家的“物化载体”――“古代都城”研究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与其发展的历史。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大凡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去实施,,如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所取得的考古学成果,构建起中国考古学从史前时代进入历史时期、从史前聚落到“邦国”、从“邦国”到“王国”、从“王国”到“帝国”的历史发展基本架构,为从考古学认知“血政治”向“地缘政治”的变化,寻找到科学的“物化载体”。

本文较全面论述了各地所出土铜钲的年代,特别是对于那些原定年代过于笼统或有分歧的部分铜钲作了分析论证。如将山东海阳市所出铜钲的年代,从战国提早至春秋晚期;对分歧意见较大的湖北武穴市鸭儿洲所出铜钲年代,定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或春秋中期前段;湖南溆浦县大江口所出之钲,原笼统定为“战国”,现定为战国中期;指出了长沙子弹库M37所出铜钲,有的误定为“春秋战国之际”,实为战国中晚期之际。

成果主要内容: 本课题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上编按照历史编年顺序,分成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的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按照古代都城相关考古学内容,分成古代都城考古史、古代都城与古代社会形态、古代都城与古代文明形成、古代都城城墙与门阙等基本要素、古代都城武库与市场及工商业、古代都城礼制建筑、古代都城苑囿、古代都城的个案研究等方面。本课题的重要观点: 考古学一般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人类原始社会历史与人类进入“文明”的有文字的“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自然古代都城考古学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本质的科学研究内容是古代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作为“国家”形成、出现与发展的集中物化载体的体现,就是“古代都城”。毋庸讳言,“古代都城”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最重要物化载体、最重要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的最主要的物化载体。 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大凡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去实施,如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古代都城考古学所取得的考古学成果,如西亚的乌尔城址、巴比伦城址、耶路撒冷古城遗址,地中海的迈锡尼城址、雅典古城遗址、罗马古城遗址、庞培城址,北非的埃及底比斯古城址及亚历山大古城址、迦太基城址,东亚的古都长安、洛阳、殷墟、奈良、庆州等古代城址,南亚次大陆的哈拉帕城址、摩亨佐达罗城址,中南美洲的特奧蒂瓦坎城址、帕伦克城址、马丘比丘城址、昌昌城址等,成为世界古代史文明史的象征。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其时空当然在“古代中国”的范围之内,即有了“国家”才有“都城”,它们二者之间应该是“同步”的。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最早,也就是说本课题的时代上限应为夏王朝。多学科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城址、新砦城址、王城岗城址,其时代均在夏王朝的历史编年范围之内。这些城址文化内涵的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不是“一般”的城址,而是应该属于“都邑”之类的遗存,也就是说可能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这是本课题以上述三处城址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起点”的原因之所在。 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传统所说的夏王朝之前,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应该出现了比夏王朝更早的“国家”,它们可能与传统所说的“王国”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考古学研究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物化载体”,它们无疑昭示着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那个时期、那些地方走进了“文明社会”、迈入了“国家的门槛”,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4100年左右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就是科学的佐证。因为陶寺城址的时代向下基本与历史编年学上的夏代相衔接,陶寺文化与夏文化的分布地域又接近,考虑陶寺城址与王城岗城址等(包括新砦城址、二里头城址)的紧密时空关系,本课题将陶寺城址作为“前夏王朝”时期的“都城”或“都邑”遗址。陶寺城址应该是“国家”的“都城”,不过是这个“国家”可能还不是“王国”,它应该是比“王国”更早一些的“邦国”。 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地望、形制、布局与建筑技术作为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当然,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前期,目,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必要与必须的,还不能说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考古学家研究都城,是力图通过古代都城这样一座集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军事指挥于一体的历史活动平台,探索它们所折射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方面的重大历史,这应该是考古学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学术定位。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力图使这一研究“透物见人”, 通过古代都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都城考古学的应用,使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了解到更为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宮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削彼涨。又如,西汉王朝都城一一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城之内还有长乐宫、北宮、桂宮、明光宮等“亚宮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宮城”并存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对此大多只是“描述”上述考古发现物化载体的“表象”变化,而历史文献对这些“表象”也是大多语焉不详。以上所述,反映了考古学透过都城遗址的“物质遗存”,解析、探索“人”及“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研究特点。 考古学所揭示的都城、内城、宫城、宫庙的分布位置、形制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着国家政治、社会形态的重要变化。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涉及的“大城”(或称“外城”、“郭城”)与“小城”(或称“内城”、“宫城,,l、“郭城”、“内城”与“宫城”问题,“聚”、“邑”二“都”等问题,“建筑是凝固的历史”,由于中国古代都城、都邑是作为政治性物化载体而存在的,它们主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集中体现,因此这些不同“类型”的古代“社会单元”,应该是不同社会形态的产物。就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宮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滞后于社会政治变化。如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重大变化时期,但是秦汉帝国都城中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东汉雒阳城还是保留着“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从“双城制”变为“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古代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其国家社会形态改变了,在都城布局形制上必然会有明显的物质文化变化反映,都城的“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是其“集大成”的反映,而重要的“先期”反映,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宫殿与宗庙的布局形制变化上。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出现,从“邦国”、“王国”到“帝国”,它们集中体现在“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方面。“地缘政治”出现与“文明起源与形成”、“国家出现”可能是同步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从“邦国”、“王国”到“帝国”时代是始终“共存”的两支主要社会“政治势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变化说明,“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比较,前者越来越强,后者越来越弱。宫殿与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变化,可以再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宫殿”和“宗庙”是古代都城的“核心”建筑,“宫殿”与“宗庙”在都城布局上处于“并列”、“共存”于“宮城”之中时,应是“王国”时代重要标示。当“宫殿”与“宗庙”在都城的位置发生变化,“宮殿”与“宗庙”不再是二者“并列”于“宫城”之中,而是“宫殿”中的“大朝正殿”在宮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时候,“宗庙”被“移出”宮城之外,这时的“国家”已经是“皇权”(战国时代晚期的个别“王权”)至上的时代,也就是标示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到来。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大朝正殿”与“宗庙”位置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变化,而这种“物质文化”的变化,几乎与当时“社会政治”、“社会形态”变化是同步的。

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

 


北京市平谷区兴隆寺遗址存有元代圣旨碑一通。碑阳八思巴蒙古字书写蒙古字圣旨,碑阴译自蒙文的汉字圣旨及官员题名。此碑近年受到各方注意但多有误解。本文依据作者的实地勘查,对八思巴字蒙古文以拉丁字母转写,逐字旁译为汉字,对汉字碑文校录订补。考订兴隆寺为辽金古寺,元世祖末年由中书平章政事铁哥家族捐资重修。元成宗继位,命平章军国重事、宣政院使答失蛮颁降此旨,公告禁约骚扰。大德三年立石。本文“笺释”章对兴隆寺等寺院的修建原委、公告圣旨与护持圣旨之关系以及若干蒙汉文对译的专名,分别作了考释,订正了某些误译和误解。**

平谷兴隆寺元圣旨碑译释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铜钲是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一种较为常见的乐器,分布较广,黄河、长江、淮河、珠江等流域均有发现。包括各地文博单位征集的铜钲,总数已达90件。这些铜钲可以分为三型13式37亚式。目前所见最早的铜钲出土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西周晚期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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