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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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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

原标题:邱志红: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在晚清经济史研究中,财政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的其他各个方面都与财政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决定了财政史研究有其更为突出的意义。1991年以来的十年中,晚清财政史研究无论是宏观整体的把握,还是微观细节的探究,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之予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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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门着作与资料整理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十年来,经济史学界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财政史专着,并搜集整理了部分财政史资料,这是晚清财政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就。周育民着《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是此间专就晚清财政问题进行研究的力作。该书将晚清财政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下,以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主线,对晚清各历史阶段的财政状况予以宏观论述[1]。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则从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互制关系着眼,对晚清财政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收支、财政改革等情况作了深入探究[2]。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太平天国政权的财税制度与政策。书中对“照旧交粮纳税”、“业主收租”、“着佃交粮”等田赋政策详加考察,并具体分析了工商税与捐费[3]。其他经济史与财政史着作中,亦有专门章节探讨晚清财政情况的,在此不予赘述[4]。

邱志红

具体财政问题上,也有不少专着出现。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指出,晚清赋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盐税商税收入增加,地丁正额地位则相应下降[5]。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认为,清代俸禄制度“包含着近代社会俸禄制度的新内容和新变制”,晚清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俸禄制度的大变更[6]。许毅等学者合集体之力,撰成一部专题论文性质的外债史专着,对外债、赔款、外国资本侵略等诸多问题作了研究[7]。曹均伟、方小芬则从利用外资的角度出发,从相对积极的层面去理解近代中国的外债问题[8]。陈诗启在其海关史专着中指出,海关税收的增长确实使清政府的财政赤字状况有所改观,但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海关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9]。戴一峰亦对近代海关与财政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认为近代海关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10]

作者简介: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史学研究公号。

资料整理方面亦取得了丰硕成果。刘聚星、林宝清编写了《中国财政金融年表》的清代部分。该书以《清实录》为主要选编范围,辅以其他史书与类书,第一次以年表形式将财经资料汇编成书,实为财政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工具[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分别组织编写了清代外债史资料着作。前者以清政府正式文件记载为主,报刊书籍中反映的一般材料均未采用;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书的不足,几乎搜集了所有相关档案材料,可谓全面完整[12]。汤象龙爬梳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中海关监督的6000件报销册,将其整理成118个统计表格,清楚地再现了全国海关与地方各关的税收及其分配情况[13]。地方海关方面,拱北海关主持编写的《拱北海关志》与《拱北关史料集》、莫世祥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等一批资料均于1998年出版。

摘 要:

晚清财政发展演变的基本状况是个宏观而复杂的问题,但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财政情况的论述来“各个击破”。十年来,学者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探讨。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广义 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冶的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 法,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细致和深入的 研究。 其中,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 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稳健 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费鸿萍从总体上分析了晚清财政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的关系,认为晚清财政主权、体制、原则等的转变是其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表征[14]。赵梦涵论述了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财政的影响,认为中国财政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形成过程是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发展历程相伴而行的[15]。孙瑞新、刘治泰分析了《辛丑条约》对晚清财政性质变化的影响,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的正式形成[16]。梁义群论证了庚子赔款对于晚清财政崩溃所起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它“不仅导致清王朝财政的总崩溃,也加速了其覆灭的进程”[17]。王开玺对辛亥革命前后清廷财政彻底崩溃的过程及深层内因予以探析。他指出,清末财政的半殖民地性质、新旧财政体制交替的不健全状态以及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是清廷财政最终崩溃的主要因素[18]。

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最明显 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晚清制 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发 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清末制度 改革、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晚清财政制度、晚 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 史的研究。 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 进展,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 最后十年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太平 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学术高原冶的研究领域, 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 学术论著。 此外,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 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 成果。

区域财政方面。李玉军详细分析了清末广西财政危机的缘由、表现及其影响。他指出,农业经济的凋敝和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广西财政危机的出现和加剧,财政危机对广西边防政策、新政及民变均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19]。廖伟章对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及财政性质的变化作了细致研究。他认为,为摆脱财政赤字,广东督抚采取了捐纳捐输、开征厘金等搜刮措施,其财政性质也在同时开始半殖民地化[20]。岑生平把咸同时期的湖南作为晚清财经政策的范例来分析。他指出,湖南的财经政策仍奉行“重农抑商”宗旨,其中治理通货膨胀和改革田赋体现了积极进取的一面,而开征厘金与经营盐茶是其落后的一面[21]。熊英通过描述湘军饷源的几个筹措途径,亦对湖南的财经政策作了探讨,认为这些政策的施行充分挖掘出了湖南的经济潜力,刺激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成倍增长[22]。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财政收入是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年来,学界不仅从总体上对晚清财政收入予以观照,还具体探求其各个构成部分的情况。邓绍辉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晚清税收的总量、主体及形态均发生了剧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的变化,直接原因则是清政府税收制度与政策的重大改变[23]。赵仁平从赋税结构变化与近代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国赋税结构由封建性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转变,正是晚清近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24]。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最后十年间的 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 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 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 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 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对督办 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 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 不断调适,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 具体而言,辛 丑“两宫冶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督办 政务处职能广泛,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 核与审议,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 职权,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 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 处,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 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3]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 学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 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 效进行探讨和反思,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 治理念、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 系,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 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 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 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4]彭雪芹对清末 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清 廷、民政部、督抚等多方博弈,典型地反映了清季 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 影响。[5]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 建设、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系统揭示了 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 化之路。[6]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 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 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 W. Jenks)来华 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 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 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 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 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 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冶所代表的 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 主权和利益,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7]

在财政收入的构成部分中,学者们对公债的研究尤为重视。

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学界已充分认识到 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 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杨念群从晚 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 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将科举制置于 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冶 而“废冶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 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 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 “学冶选“官冶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 国式的“代议冶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8]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 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 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 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 指出清代铨选 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 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 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道咸以降科 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 的种种复杂困境,以及学风、官风、民风与世风的 密切联系。[9]此外,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 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 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 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陕甘研究之不足, 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根源在于 江南分省,但由于安徽、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 素,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 得安徽全省的认同;江南两省官员、士绅群体对于 分闱态度不一,甚至互相掣肘,始终未形成命运的 共同体;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压制政策。 以上各 种因素交织,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致使在知 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艰难地选择 了后者,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 两省合闱的乡试。[10]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 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 “文闱与翻译兼行冶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 指出 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 度的弊端,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驻防士 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11]顾 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 及其原因,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 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12]

先看外债史研究。吴景平对近代外债史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思考。他指出,研究外债史不仅应在整体上对外债有个准确的把握,还应对个案作科学分析,个案研究应从搞清构成特定外债关系的要件入手。外债史研究既包括举债本身,又须外延到外债偿付、外债思想、外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多个层面[25]。隆武华分析了晚清政府外债政策的三个发展阶段:禁止借领外国资本、谨慎举借外债和依赖外债,认为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面性和被动性[26]。曹均伟从利用外资的崭新角度出发,论述了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他认为,近代利用外资具有开放性、进步性与爱国性三种性质,并体现出双重性、复杂性与曲折性特征[27]。俞建国探讨了清末财政性外债对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认为清廷对外赔款和借债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财政危机,但又最大可能地调动了调整经济政策的积极性[28]。马陵合对晚清地方外债的阶段性特征和甲午之前中国外债的抵押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晚清地方外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通变权宜,以应急需;议请借用,定为政策;苟安目前,弥缝一时。甲午前外债抵押方式主要为关税抵押与产权抵押两种,前者使海关主权逐渐丧失,后者则加深了民族企业的对外依赖[29]。

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咸同 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倪玉平 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咸 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冶到“财政国家冶 的转变,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咸丰以前的钱粮奏 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 财政大权;租税结构层面,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 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指导 思想方面,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冶 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冶的阶段。[13]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先行研究进行了 检讨和补足,指出彭泽益、史志宏等人研究中利用 的核心资料,即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十三日户 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 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 而是吉林银库。 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包括 大进、大出,尤其是四柱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 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廖文辉指出,咸丰朝的户 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 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 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作者认为这种变化 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 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14] 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咸同时期清 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 度、咨商拨解制度、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 变。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 攻安庆,为解军需之困,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 战时筹饷机构———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 的具体实践。 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 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 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 共谋、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战区省 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15]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 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通 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 条,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指 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左宗棠西 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 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 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致使晚清 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旧有 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 何均衡调处,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 慧的关键。[16]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均 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北川南 粤冶到粤、川、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 考察,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通过销区争夺中省 区与中央、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清廷 既欲收拢地方财权,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 开支的责任,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 维持,“外重内轻冶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其根源 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 朽。[17]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1868 年)底 至同治九年(1870 年)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指出经由马新贻寓 票于纲的盐政实践,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归 到纲法体制,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 型。[18]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 变,从人事、关税政策以及收入、支出情况等四个 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3 年) 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 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 口通商制度的意愿,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 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 度的过度依赖,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19]

具体外债问题上,铁路外债仍是研究重点。王致中对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内容作了描述。他指出,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设立铁路总公司负责借债事宜;不以关税作抵,而以铁路作押;拒绝洋股等[30]。孔永松、蔡佳伍对晚清铁路外债的发展阶段、类别及抵押予以述评。他们指出,晚清铁路外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初期商业借贷性质的借款;大规模借债筑路时期;挽回利权、反对借债时期;完全依赖外债筑路时期。从用途上讲,铁路外债可分为筑路借款、赎路借款和路政借款三类。铁路外债抵押经历了从以路作抵到由各省厘金税捐或他路进款余利作保的政策转变[31]。芮坤改考察了晚清铁路建设的资金筹措及政府政策的发展变化。她认为,晚清政府在借债筑路问题上有个态度转变过程,这些变化与铁路资金筹措的具体情况相维相系[32]。张九洲评析了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借债筑路活动,认为借债筑路虽有应该记取的教训,但它促使了中国社会经济、社会风气与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转变,主导方面应予肯定[33]。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吴佩林对清 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 迭见,本年度的几篇力作,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 记录“叙供冶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冶递呈的考 察和分析,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 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 作者研究表明,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 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州县司法档案中 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代及清 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招状冶,清中后期演 化为“叙供冶。 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 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冶,其书写结构 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 的特征。[20]此外,基于《南部档案》中“违式冶递呈 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作者指出,遵用状式是清代县 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 实践中,由于涉讼者受经济、制度改变等因素影 响,“违式冶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 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 式冶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的理讼观。[21]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 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对清代商业活 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 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揭示了社会 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司法审断及统 治秩序的冲击。[22]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 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重新梳理以陈其美 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 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探讨该 案作为“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冶开启近代中国司法 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 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23]在 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 档案及日记、唐烜《留庵日钞》稿本等资料的基础 上,李欣荣、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唐 烜进行了个案研究。 前者重新挖掘晚清“失语冶 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修律之人生轨迹,认为其坚 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未能适应 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代表了“过渡时代冶中 的似旧还新者,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 修律实践的意义。[24]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大 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并以此为 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 活及工作状态。[25]此外,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 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探讨 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6]

学者们还对铁路外债作了个案研究。王致中通过分析清政府在津沽铁路筹资过程中的政策变化,认为“以外债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铁路市场,迟早势所不免”[34]。高志斌、王国平考察了中英沪宁铁路借款合同的曲折订立过程,认为中国借债筑路的历程几乎就是主权与利权外丧的过程[35]。文恒益论述了湖广铁路借款的过程与得失。他指出,20世纪初的湘、鄂两省资产阶级还不具备自筑铁路的经济实力,借债筑路是符合引进外资原则的[36]。姜新则对1908年签订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予以评析,认为它争得了部分路权,是近代借债筑路的重要转折点[37]。

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王刚 的《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吴佩林的系列论 文《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清代州 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李治国的《清代中后 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等,均对晚清官 制、文 书 制 度、 藩 部 朝 觐 制 度 等 内 容 有 所 讨论。[27-30]

铁路外债之外,一些学者还论述了其他方面的外债问题。潘家德对晚清军事外债作了总体探讨。他指出,清政府共借军事性外债58笔,总额为10350余万两,这些外债具有反动性与进步性双重性质,“体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主权社会的时代特征”[38]。金普森分析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及以后举借外债的情况,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及战后勒索赔款,是近代中国外债产生的最主要根源[39]。马陵合以左宗棠西征借款为例,透过军需来源由各省关协饷转为举借外债的事实,论证了晚清借用外债的必然性[40]。方小芬、曹均伟对清末新政期间实业性外债的举借作了量化统计。他们指出,清末十年中,清政府共借实业性外债48笔,其中铁路借款与汉冶萍借款合占其总笔数的79%左右[41]。徐长青、叶如针简要叙述了清末举借的三笔电信外债[42]。

二、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内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周育民全面考察了晚清国内公债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其内在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他指出,清末内债的发行大都为了抵制外来侵略或举办“新政”,举借内债方式的采用本身就使其财政手段与财政观念具有了进步意义。至于发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则应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和清政府自身的腐败两方面找原因[43]。蒙永乐对晚清三次国内公债的发行过程、社会影响及失败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晚清政府举借内债是一次大胆而有积极意义的尝试,但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未能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进程[44]。

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 究,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 “主战冶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二人友谊缘 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 作者认为,道 光二十年(1840 年)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 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冶怀柔主张迎合了道 光帝的真实想法,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主战冶政 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不仅未有议和主张,也未参 与议和诸事务;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 同看法,王笃偏向“弛禁冶主张,且因依附穆彰阿 及其党羽,为明哲保身、推诿责任,方有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 告林氏事件发生,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 诸多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 物,有失偏颇。[31]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 的记载、海军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 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 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 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 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重要原因。[32]

内债的个案研究方面,朱英介绍评述了“昭信股票”的出台背景、详细章程、社会影响以及失败原因,认为其发行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45]。胡宪立、崔鹏飞等人亦对“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的发行情况、失败原因及双重作用作了探讨[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了“爱国公债”有关史料,包括其章程、施行细则、奖惩规则等原始材料[47]。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刘晨对天京事变的 研究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见,围绕“密议冶“逼 封冶和“密诏冶三大疑案,抽丝剥茧,试图勾勒出全 新的天京事变真相。 作者认为,天京事变前韦昌 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 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洪秀全下达的 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冶,所谓“诛杨 密诏冶其实并不存在;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 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 年9 月2 日,实际上“东升 日冶很可能在9月5日;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 杨明诏,诛杨实践从“同盟密议冶“靖难密函冶发展 到“公开声讨冶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 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 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冶来定位。[33]祁磊 注意到咸丰十年(1860 年)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 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指出后者从 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成 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34]庞毅通过讲述太 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揭示出 晚清政府、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 度。[3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和局冶的形成,清 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 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 关系,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 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 源于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 博弈,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 的差异为要因所在。[36]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 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 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 会冶等问题,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 商榷,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也 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37]作为基督教在华传 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梁发1832年撰著的 《劝世良言》一书,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运动。 司佳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 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言行》(1830年3月 至11月)为基础,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38]针 对太平天国善后、“同治中兴冶的标志性事件——— 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江苏起运交 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 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 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 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39]

公债而外,学界着笔较重者是通货膨胀问题。张国辉对咸丰朝通货膨胀政策的财政背景、实施过程及其严重后果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发行官票、宝钞和铜、铁大钱是清政府企图在财政上延续统治的救命稻草,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奇缺,民生困窘,社会动荡,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48]。宋秀元简要叙述了咸丰朝的纸币发行情况,认为当时多数地方督抚对钞票发行持阳奉阴违态度,加之各界人士不愿使用,致使纸币信用日降,终告停发[49]。赵蕙蓉和宫玉振都对咸丰朝北京地区的通货膨胀情况作了论述,认为京城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使白银在支付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其失败直接“促使风雨飘摇的财政走向全面崩溃的边缘”[50]。

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学界一般 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 年)出任直隶总 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并进一 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 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 年代的停滞及破 产时期这一“三段论冶表述。 朱浒从军用工业、民 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对19世纪70 年代 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 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 素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冶引发 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 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呈现复杂的 互动与博弈,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 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40]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 了探讨和反思,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 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沈葆桢、丁日 昌等人,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堪称高瞻 远瞩者,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不为主流社会所接 受,且遭骂名,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 时代的最真实注脚。[41]

公债和通货膨胀之外,学者们对印花税的研究也日渐丰实。传统观点认为,印花税在清代并未实施,直至1913年才正式开征。近几年来,学者们钩沉史海,不断提出新的看法。项定才爬梳大量历史文献与档案后指出,中国最早开征印花税是在清末的1909年,绝非往常所言的1913年[51]。李玉通过探究晚清印花税创行的源流,对项氏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晚清时期曾于直隶两次试办过印花税,1909年仅是政府饬令全国开征的时间,而非最早施行的时间[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有关印花税产生背景、试办时间、税票印制、推行结果等馆藏档案资料予以刊行,证实清末的确试行过两次印花税[53]。

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 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定论冶的史实重新做 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叶志超、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 怯懦表现,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 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 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 能。 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 具体认识。[42]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 败的原因,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 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战争准备不足、战略指导 混乱 无 方、战 术 战 法 不 当 以 及 军 队 战 斗 力 低下。[43]

除以上几项论述较为集中外,学界对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也进行了研究。王金香从鸦片税收与政府财政关系的角度着眼,分析了晚清鸦片税的征收对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影响[54]。陈晓东对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晚清政府出卖澳门主权的历史作了回顾。他指出,清政府为增加财源而不择手段,这不仅表明它已腐朽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也暴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互相勾结、共同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55]。

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 点颇为突出,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 年纪念的号角。 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 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 州湾交涉、1898 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 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 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 究,纠正了一些讹说,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 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44]在细致爬梳 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 基础上,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 袁世凯的政治境遇,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 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 斗争。[45]此外,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伪札冶所依据的原 本、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并对史料利 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 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 新旧之争的论断,贾小叶的研究从“康党冶“康学冶 切入,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一明一 暗两条线索的多元、复杂面相。[47]此外,贾小叶就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 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 容酷似“康党冶宣传的“忤逆冶上书,背后折射的是 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冶“新党冶之间错综复 杂的矛盾关系。[48]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 绕《时务报》、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 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作者指出,上海《新闻报》代表维新党人发声,在 呼吁变法、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戊 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49]而两江 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则显示出戊 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50]戴海斌的研究聚 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 《亚东时报》,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 系统考察了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 实关系。[51]

关税与厘金方面,戴一峰详细探讨了晚清子口税与厘金税的先后产生及其互为消长的复杂关系,并以二者间的矛盾为线索,阐述了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经济背景[56]。刘洪石对淮安关在光绪年间的正额绌收现象及其深层原因作了探究。他指出,淮安常关对商民的苛征致使商民裹足,加之近代海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其收入的锐减是必然结果[57]。

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朱英、唐论 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 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冶“赔 款冶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 上,更是力陈己见。 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 的新起点。[52]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 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冶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 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冶政 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 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冶的根本 目的。[53]

捐输方面,薛瑞录、郝艳红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央官员的捐输情况。他们指出,中央王公大臣的捐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危机和军需困难,但也进一步败坏了吏治,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58]。毛晓阳则对此时期江西乡绅的捐输广额活动予以述评,认为江西乡绅捐助清廷军队是其本能仇视太平军的表现,也反映了其痴迷科举仕进的本性[59]。

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 政治历史事件,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依 旧成绩斐然。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 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 韩策从庚子西狩、 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 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 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 作者认为此次论 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 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 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 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 保的延续。[54]张海荣以1902 年慈禧太后为醇亲 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对载沣 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 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 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 的态度。 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冶 和“庚子事变冶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 产物。 通过“指婚冶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 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 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 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冶旧案重提,确保了自 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 继替指明了方向。[55]彭剑对张謇在1904 年间为 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 决策:(1)其所印制的《日本宪法》使慈禧对宪法 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2)对袁世凯的影响;(3) 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56]赵虎对 1905年清政府颁布《会议政务章程》的背景、目 的,以及朝野的讨论、反应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该 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 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但该章 程出台后,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而且遭到来自 体制内的批评,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最终流于形 式,未能实现原有意图。[57]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 荫堂为查办藏事大臣,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 员,并力倡西藏新政。 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 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 康欣平分析了张荫 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1)清廷对派往西藏的 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 能与经验的人,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2)张荫棠 在印度参与《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谈判期间,对如 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他的这些对时 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 有利;(3)唐绍仪的推荐。[58]李学通依据文献与 影像史料,对1906 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参演 部队、军演经过、观操嘉宾情况,以及秋操影像进 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 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 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也没有参谋处, 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也未见徐氏本人 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蒋百里也未出 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59]1907年7月6日安徽巡 警总局会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 业典礼之机,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 发动“安庆起义冶,又称“丁未皖案冶。 安东强、姜 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加以探析,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 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 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 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 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60]1909年1月2日 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已有 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马勇、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 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马勇认为袁世凯遭 到罢免,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以及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 联,并非阴谋论,“回籍养疴冶期间,袁世凯并不是 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 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 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61]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 上的原因外,载沣、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才 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62]桑兵对袁世凯的《请 速定大计折》做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 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63] 此外,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汉奸冶 问题的认识。[64]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 系,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末权力结 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揭示了清 末“内外皆轻冶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 要影响。[65]甲午战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始终以重 建海军为念。 关于清末海军重建,李学峰认为载 沣摄政后,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并在其支 持下,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 的成绩;[66]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 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不可过高估计。[67]

财政支出方面的研究显然不如财政收入研究深入和广泛,但也不乏佳作。陈锋在整理财政支出类别与数额的基础上,对清代各个时期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历史嬗变作了细致研究。他指出,进入晚清后,军费、外债与赔款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支出,这一结构变化不仅使财政支出变态膨胀,也导致列强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掠夺日益加深[60]。张东刚运用经济学理论,对中、日两国政府作为财政收支主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予以比较。他指出,与日本相比,中国缺乏使政府储蓄转为财政性投资的运行机制,“它仅为通过政府的政治目标的认定来配置财政支出结构”,因此对近代化的贡献远不如日本[61]。

三、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具体财政支出科目中,对外赔款支出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周志初、吴善中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赔款总额。他们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因不平等条约及其他具体情况,中国应偿付的赔款本息总额约为17.6050亿海关银两,实际支付额为13.3548亿海关银两[62]。王年咏、相瑞花均对近代战争赔款的总值作了辨析,得出不同结论:前者认为近代中国共有8笔战争赔款,总值为13.75亿元,折合库平银10.45亿两;后者则认为其总值约为13.263亿元,合库平银9.568亿两[63]。袁成毅专对中国近代对日战争赔款情况作了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共有三次对日战争赔款,额达76542万元,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64]。宓汝成对庚子赔款的债务化、赔款的事实追加及其清偿过程作了详细记述,并对诸如实际偿付、外国退还、最终清算等问题作了量化考察[65]。

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 探讨中国从清代“宗藩关系冶到近代“外交关系冶 的演变,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 研究趋势。 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

其他各类支出亦有零星研究。王道成就颐和园的修建经费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认为此项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主要来源为海军经费拨给、海军巨款息银、海防新捐垫款、海关常税项下拨银等[66]。杨天宏对清季自开商埠的经费筹措与开支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指出,自开商埠虽有一定经费来源,但始终难敷支出。究其原因,一是政府财政能力有限,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二是民间社会资金对官办事业视若畏途,不愿或不敢投资[67]。熊元斌探讨了江浙地区水利经费的筹措问题。他认为,政府对江浙水利的直接财政投资表明了国家对水利和农业生产的重视,官府出借公帑实质上是“向民间水利建设的一种扶助性贷款”[68]。皮明勇通过分析晚清军人的收入与经济状况,对政府常例军费支出作了探究。他指出,清政府对绿营兵尽量压低开支,而对勇营则采取粮饷放任政策,这种失当的财经政策是军队衰败的重要原因[69]。黎泽济以时人日记、笔记、书信等为据,概要推究了晚清财政对官吏薪俸的支出情况[70]。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 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 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 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 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 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 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冶到“洋 务冶再到“外务冶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 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 转型。[68]

五 财政制度与财政体制

晚清中英、中日、中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研 究者关注的重心。 中英关系方面,张建斌根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对1902年中英双 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厘金征收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 究,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 点与矛盾。[69]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 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冶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 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 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 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 政策。[70]

关于晚清的财政制度与体制,学者们论述较多者为厘金制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俞志生、黄文模等人就厘金制产生时间及原因提出新的见解。他们认为,厘金最早出现于1833年湖北的光化县,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1853年扬州的仙女庙镇;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适应当时治洪要求,而不是解决军饷困难[71]。龙先绪通过简单介绍清人郑珍及其《抽厘哀》,描述了贵州地区的抽厘情况[72]。

中日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 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 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研究目的是 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 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 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 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 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 迹。[71]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冶朝鲜侨 民,挑起“间岛问题冶。 李花子对“间岛冶地理概念 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 指出“间 岛冶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 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 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冶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 使特权的势力范围。 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 “间岛冶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 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 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 由于吉林 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日本外务省在签订《间 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 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冶范围。 “间岛冶地理范围 的最终确定,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 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72]

财政体制方面,学界着重讨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陈锋对清代各个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历程作了探究。他指出,清前期形成的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至晚清已发生剧变,财权在财政收支、奏销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下移。中央政府试图通过清厘、整顿等措施来遏制财政分权倾向的发展,但成效未着[73]。戴一峰以近代海关为中心,探讨了晚清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海关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开征子口税和兼管常关分别是海关介入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肇端与终结,而征收鸦片税厘和接管厘金局卡是海关与地方当局的两次较量[74]。张神根评析了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的改革及其失败原因。他认为,这次体制改革是中国首次具有近代性质的财政改革,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改革本身的失误和政治上国家的分裂,而经济上工商业的幼稚和农村的残破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75]。汪林茂、刘伟均论述了咸同年间筹饷制度的变化及其对财政体制的影响。他们认为,晚清军队的筹饷途径与主体发生了深刻转变,“就地筹饷”财政政策的施行直接促使了晚清外重内轻财政局面的形成[76]。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 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 由于 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中法战争因此重启。 张振鹍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 转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冶进行了史实考 辨,指出1884年5 月17 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 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中法会议简 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 意制造“节略冶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 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 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 该节略的真相,导致战争再起。[73]1898年的上海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上海地方史、中法关系史和 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葛夫平对该 事件发生的起因、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考察和论述,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 “地方外交冶和“以夷制夷冶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 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 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 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 扩大。[74]

上述之外,学者们对其他具体财政制度也有论及。邓绍辉详细考察了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预决算的情况。他指出,尽管财政预决算改革未能在全国贯彻执行,但它初步采纳近代先进的财政管理方式,为以后中国的财政管理与改革提供了经验[77]。陈明光不同意一般认为的中国到清末才开始建立国家预算的观点。他认为,从法制条件、行政管理系统、审计制度等方面讲,中国正式建立编制国家预算制度的时间,“肯定不是迟至清朝宣统二年,起码应该上溯到唐朝前期”[78]。

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一直是晚 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朝鲜不仅是 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 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 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 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张礼恒对甲 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 进行了系列研究。 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 宏观视野出发,对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使 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 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 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 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 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 运动中的艰难抉择。[75]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礼 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不沾不脱冶 交往原则,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 清晰和一贯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 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 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李鸿章在列 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主 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76]“朴定 阳事件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尤淑君 从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 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正是清 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也是 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 但由于中 国、朝鲜及美国对于“自主之国冶一语的不同理 解,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使得中 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 本势力,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77]

谢俊美分析了捐纳制度与吏治的关系,认为这一制度导致吏治严重败坏,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新政等危害极大[79]。鲁子健对清代食盐专卖制度予以探究。他指出,食盐专卖是清政府实施垄断和统一管理的财经制度,它体现了经营的封建垄断特征和政府的财政搜刮本质[80]。江太新、李文治考察了清代中后期的漕运制度。他们认为,与漕务有关的各级官吏重重贪索,致使漕运体制日益败坏,并形成对国家财政极为不利的连锁反映[81]。李传斌对清季俸制加以探索,认为清末俸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并表现为两大特征,即多元混杂和名不副实[82]。

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 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 资料的基础上,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 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此事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 贸易的发展。[78]

财政思想是客观财政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晚清财政较清前期发生了巨变,身处这一变局,各阶级与阶层分别就现实的财政问题提出了自身的看法。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财政思想对于理解当时的财政状况至关重要。

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 也取得一定进展。 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 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英人赫德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 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 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 要条件。 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 约,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 失败。[79]

十年来,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微乎其微。赵晓雷略要分析了晚清财政观念的近代性转变:财政来源上,由“赋出于田”转为“赋出于工商”;财政收支上,由节流、“量入为出”转变为开源、“量出为入”;财政职能上,认识到财政不仅仅是皇室消费的工具,更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83]。魏丽英对晚清政界与思想界最初的铁路外债认识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些认识是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理论根源[84]。陈勇勤对清流党光绪初十年间的财政经济主张进行了论述,认为其各种主张的核心思维是加强中央财权,增加国家财政收入[85]。

此外,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蕃坊冶 到“租界冶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 和论述,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 的历史渊源。[80]徐春峰、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 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 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指出清政府出于 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 独立、1907 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 时,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直至 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 巴总领事馆,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81]

对于历史人物财政思想的研究较多。傅美林、唐竑彦从借用外债的目的、策略和规模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了张之洞的外债思想。他们认为,虽然张之洞对偿债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但其外债思想是当时先进的救国方案之一[86]。杨宏雨则对张謇的利用外资思想及其特色作了探讨,认为张謇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思考显示出慎重灵活的态度[87]。范继忠论述了郭嵩焘对于厘金制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她指出,郭氏是厘金制的首倡者与践行者之一,但随着此制度的通行全国及漏卮四出,他转而对之反对[88]。韩国学者申义植亦对张謇关于厘金税的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张謇起初主张减少厘捐和裁厘认捐,清末新政时期又力主裁厘加税,“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认识”[89]。

四、结论

七 太平天国政权的财政

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 年度晚清政治 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 就发 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共计84篇,除文中提及 的1本专著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韩策的《科 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 十年》[82-84]等,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 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的这 88篇(部)研究成果中,晚清制度史32篇,历史事 件与人物研究42 篇,中外政治关系14 篇。 可见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 重心。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对晚清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已为多数学者所注意。作为一个存在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其财政经济政策与制度无疑具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纵向比较来看,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 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 从数量观之,2014年度学 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 篇,2015 年度32 篇,2016年度63 篇,[85-87]2017 年发表的研究成 果数量为近4 年来之冠。 且2017 年亦没有相关 “历史周年纪念冶活动的推出,满族史和满汉关系 研究的热点在2016 年凸显后,本年度并不突出。 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仅从数 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 势,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 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尽管和民国史研究、抗日战 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寂寥冶“衰 颓冶之象,实际上这种“寂寥冶“衰颓冶恰恰是该学 科成熟、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 2017 年,国内晚 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 余部(篇)优秀研究成果, 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 盛的活力。 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 法的理论指导下,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 代冶[88]的东风,晚清政治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刘秋霞概括论述了太平天国田赋制度的变革过程,认为它经历了“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和“着佃交粮”三个阶段,实施效果与制定者初衷之间的距离是其不断变革的深层原因[90]。石志新对太平天国赋税制度的混乱及其对天国政权中央财政的影响予以分析。他认为,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征收权多归地方,中央也未制订统一的征税标准,这就导致中央政府对赋税征收的失控和中央财力的匮乏[91]。

参考文献:

具体问题上,张山对“着佃交粮”制度的实施过程及其得失予以论析。他指出,在这一粮赋征收制度下,农民负担大为减轻,这对农民来讲是利大于弊,不能因为特殊现象而否定其积极意义[92]。李书源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着佃交粮”制不是破坏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正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后者的基础之上。这一制度的归宿只能是输租纳粮,向“耕者有其田”过渡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93]。曾丽雅在分析了江西实行的乡土政策后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在江西的田赋政策经历了从 “均贫富”、“计亩征粮”到“照旧交粮纳税”的变化过程。这些政策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与清朝统治者的赋税政策有原则区别[94]。

[1]赵虎.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J].清史研 究,2017(1):66-76.

纵观近十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着不乏力作,资料整理尤见功力,论文写作数量与质量亦有所提升,成绩可谓喜人。无论是对财政状况与财政结构的整体考察,还是对公债、印花税等细节问题的钻研考证,都体现了严肃认真的学术作风与探索进取的学术品格。晚清财政史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最深,建国后又以80年代成果较着。与晚清经济史的其他领域如金融、商业、农村经济等相比,财政史研究尚属“年轻”。因此,十年来虽有为数不少的论着出现,却也存在某些需要改进或继续深入之处。

[2]赵虎. 清末督办政务处与各方关系述论[J].近代史学刊,2017(1):76-98.

其一,对一些具体问题缺乏准确科学的论证,数字统计上有含糊之嫌。财政史研究的难点在于量化分析,而这对于研究质量又极为重要。晚清官方与私家记载的财政史料大多不确,这是今人研究面临的困难,也是过去研究成果中数字粗略模糊的根源所在。例如内债问题,除了“息借商款”因有官方详载而无歧异外,其他诸项内债的实际发行额或募借额尚少定论。就“昭信股票”而言,黄天华认为其实际募借额“不足500万两”,崔鹏飞认为“约一千万两左右”,朱英认为“不足2000万两”,胡宪立、郭熙生则称“约二千万两”。笔者以为,只有不断深入、全面地挖掘史料,认真细致地对其爬梳整理,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3]赵虎.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J].西北大学 学报,2017(3):166-172.

其二,研究对象的不平衡性严重。在过去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出现了畸重畸轻现象:对公债、厘金、海关税收、通货膨胀、财政体制等着墨较多,而对官房地租、渔课、矿课等杂赋以及统治阶级和特殊群体的财政政策、观念与思想等则用笔不够;对咸丰朝和光绪朝财政问题研究较多,而对道光、同治两朝注意较少。这种不平衡性势必导致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跛足,也很难对其全貌予以完整准确的定位。拓宽思路,扩展眼界,对那些被忽视或“没意思”的问题进行探索,惟如此才能使晚清财政史研究得到整体系统的发展。

[4]李俊领.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 应[J].近代史研究,2017(3):28-45. [

其三,平铺直叙偏多,深入论证与考察较少。财政史研究是个复杂的工程,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对财政制度、财政收支、财政管理等基本范畴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情况详加描述,还要求他们深入思考,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隐于其后的成因与规律。近十年的论着中,属于直接介绍者为多,而理性地予以思考者较少,这也是多数学术领域的通常情状。毋庸置疑,不断加强理论修养,运用高屋建瓴之功对史实进行洞察,史论结合,这才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5]彭雪芹.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J]. 广东社会科学,2017(6):135-144.

[1]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赵卫宾.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J].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1):110-117.

[2]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7]崔志海. 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J]. 历史研究, 2017(6):92-108.

[3]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8]杨念群.痛打“时文鬼冶———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 [J].清史研究,2017(1):1-32.

[4]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孙文学。中国财政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董孟雄。中国近代财政史·金融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赵梦涵等。中国财税商贸史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以上着作均有部分内容论及晚清财政,其中多属概括描述,深论者尚少。

[9]关晓红. 清代取士选官辨异[J]. 学术研究, 2017 (11):111-121.

[5]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10]孟义昭.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考论[J].史林,2017(3):59-66.

[6]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1]马子木.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J].史学月 刊,2017(10):29-40.

[7]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12]顾建娣.晚清的旗人书院[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17(4):32-37.

[8]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曹均伟。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13]倪玉平.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 的财政与社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9]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廖文辉.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J].近代史研究,2017(1):139-156.

[10]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15]王静雅.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J].近 代史研究,2017(4):153-159.

[11]刘聚星,林宝清。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16]刘增合.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J]. 近代史研究,2017(2):84-99.

[1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资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17]洪均.财政变局、省区博弈与晚清国家治理能力——— 以咸同年间湖南盐政为中心[J]. 江汉论坛, 2017 (11):105-111.

[13]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8]倪玉平.马新贻与两淮盐政改革[J].扬州大学学报, 2017(4):82-87.

[14]费鸿萍。试析晚清财政[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

[19]任智勇. 从榷税到夷税:1843—1854 年粤海关体制 [J].历史研究,2017(4):62-78.

[15]赵梦涵。两次鸦片战争与中国财政[J].山东大学学报,1998,。

[20]吴佩林.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冶 的文书制 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7 (5):68-88.

[16]孙瑞新,刘治泰。〈辛丑条约〉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财政[J].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92,。

[21]吴佩林,吴东.清代州县司法中的“遵用状式冶研究 [J].苏州大学学报,2017(3):46-55.

[17]梁义群。庚子赔款与晚清财政的崩溃[J].社会科学辑刊,1992,。

[22]张世慧.走出“细故冶: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债案与法 律调整[J].近代史研究,2017(2):69-83.

[18]王开玺。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财政的彻底崩溃[J].历史档案,1993,;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原因探析[J].中州学刊,1994,。

[23]邱志红.姚荣泽案再认识———兼论孙中山的司法思 想[C]//赵国辉.交涉中的“西法东渐冶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263-282.

[19]李玉军。清末广西财政试析[J].社会科学家,1992,;试论清末广西财政危机及其与民变的关系[J].学术论坛,1992,。

[24]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J].中 山大学学报,2017(3):93-102.

[20]廖伟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朝广东财政:1850—1866[J].中山大学学报,1992,。

[25]王雁.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 司官唐烜为中心[J].清史研究,2017(3):82-93.

[21]岑生平。咸丰同治朝湖南的财经政策[J].求索,1993,。

[26]田欢.晚清新疆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实践[J].广东社 会科学,2017(4):111-120.

[22]熊英。论湘军饷源与湖南地方财政之关系[J].军事历史研究,2000,。

[27]王刚.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J].军事历史研究, 2017(2):55-67.

[23]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28]吴佩林,曹婷.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J].安徽史学,2017(5):42-47.

[24]赵仁平。近代中国赋税结构变化与近代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

[29]吴佩林,白莎莎.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 [J].江汉论坛,2017(7):95-101.

[25]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J].历史研究,1997,。

[30]李治国. 清代中后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 [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2):97-101.

[26]隆武华。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J].清史研究,1997,。

[31]卢晓瑞.晚清王笃两次“谮毁冶林则徐本事考[J].西 北大学学报,2017(3):160-165.

[27]曹均伟。论近代中国利用外资[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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