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旧纪年Ⅱ,邓子恢的农民土地主张

- 编辑: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忆旧纪年Ⅱ,邓子恢的农民土地主张

原标题:忆旧纪年Ⅱ(十六)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问题专家。他领导了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华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参与了中央一些重要土地政策的制定,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下面,仅从他起草或主持制定的一些土地政策以及他的一些论述来看一看他的农民土地思想。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1

一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次参加土地改革(一)

1946年8月,邓子恢在《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一幅中国的缩影——鹅钱乡看来,就使我们深深理解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只有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个个有田耕,有衣穿,有饭吃,不致人弃于地,才能使中国土地生产大大增长,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市场大大扩张。只有如此才能扫清中国封建残余势力,才能铲除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下层基础,也才能割断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的内奸助手。因此,土地改革是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关键。谁不赞成土地改革,或者对土地改革运动消极怠工,甚至阻碍破坏,他就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利益,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大道,就是革命的罪人。”

1947 年自春入夏,各路解放军捷报频传。只有晋察冀战区,自张家口撤出以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晋察冀边区发展壮大的,晋察冀战区翻不了身,联大的同志们都觉得很憋气。到了10 月下旬,终于传来了清风店全歼罗历戎第三军的大捷喜讯,并且紧跟着于11 月中旬解放了石家庄。对我们最近的军事威胁拔除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这真使全校上上下下兴奋得不得了。

在列举了鹅钱乡土地改革的成就之后,邓子恢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只要抓住土地改革这一个中心环节,只要真正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真正使无地、少地的雇贫农得到好处,那末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切工作都可以做好。许多地方,看工作任务一大堆,便吓倒了;有些地方,因为战争动员要紧,便把土地改革工作停顿下来,以为把战争动员做好以后,再来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机械的阶段论,是极端错误的,是不懂得群众心理的。鹅钱乡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一切工作、一切任务,都可以不费大力的顺利完成。而那些把土地问题抛开,机械的去划分阶段,进行工作者,反而取得相反的结果。”

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听到成仿吾校长的传达则是在听到石家庄解放喜讯之后。

在这里,邓子恢把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把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充分地阐述出来了。

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从上一年中共中央作出《五四指示》之后开始的。我有幸参加了那次土地改革,亲身参加,有体会,有遗憾,在头脑里也挂上了一些问题,所以对于土改一直十分关注。

二 关于土地改革的阶级路线

1947 年年中,学校一小部分师生组成土改工作组,参加了驻地周围农村的土地改革“复查”。我属于工作比较繁忙的人员,没有被组织进工作组。

在1928年至1929年领导闽西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邓子恢就指明了土地改革的对象,强调对地主阶级要加以区别,对富农不要过分打击,对中农利益和商业要加以保护。1929年7月,他起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就明确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又说:“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帐簿和废除帐目(前边还规定对大小商店均不没收——引者);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期,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自耕的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于富农,甚至规定“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 。这些规定,除最后关于富农可以参加政权这一条不大妥当外,其余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闽西的土地革命也进行得比较稳妥。

由于对《五四指示》后推行的土改,中央明确指出有右倾倾向,以致随后的土改复查,相当普遍地出现了左倾倾向,甚至有的打死了一些并非是恶霸性质的地主。本来,共产党一贯的政策,就是恶霸的处决,也要经过法定程序。在这样的气氛里,学校土改工作组领导的土改复查如何把握方向,不能不出现激烈的争论。领导校部驻地大李庄土改复查工作组的组长是马纪孔同志,他认为在斗争地主时未能制止打死人,是指导方向出了偏差——“左”了。而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已经记不起名字的一个学生,援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接批判组长是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资格领导复查。辩论是在校部的党支部会上开展的,我也参加了这次党支部会。支部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贫下中农中间有的“勇敢分子”(指贫困农民里能说会道,勇于出头,不真正参加劳动而又品行不端的分子)蓄意打死人,不应放纵鼓励;对于那个同学的极“左”思路,大多认为不妥。

1932年7月,邓子恢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从7月30日兼任代理土地部长,从1933年2月起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了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在主要抓财政工作的同时,挑起了领导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重担。1932年12月28日,他以代理土地部长的名义发出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号召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强调严格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严格禁止混淆阶级阵线和侵犯中农利益。训令指出:“第一就要分清阶级,把隐藏着的豪绅地主通通清查出来,……但同时要注意不要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做地主,特别是游击队向白区游击时要坚决纠正过去不分阶级的不好现象。这是破坏阶级战线,把群众送给敌人去利用,结果只有造成钢墙铁壁的赤白对立,这简直是自杀政策。” 在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这样明确地强调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是很不容易的。因而从1933年6月开始,他的正确主张就被当作“机会主义”加以批判。

这中间,不断听到各个解放区有关土改问题存在右倾倾向或左倾倾向的传达。直到全国土地会议及其《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才使大家感到土地改革有了能够把握方向的准头。

到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对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阐述得更加全面了,特别是突出地强调了依靠贫雇农的问题。在1946年8月写的《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他说“无论哪一步骤,都可以看出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中农是参加附和守中立,而富农则是投机取巧,企图侵吞斗争果实”,“从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党在农村斗争中,是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地主,是依靠贫雇农,而不是依靠富农,也不能依靠中农,这不仅由于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绝对大多数,而且由于贫雇农最穷苦,最受罪,最需要土地,最不怕损失。因此在斗争中,也是最坚决、最积极、最彻底的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土地改革中,如果我们不依靠贫雇农,而去依靠富农,那包你土地改革不起来,包你革命要失败。……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中农,而不去依靠贫雇农,如果我们的农村支部与领导骨干是建立在中农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包管你这个支部是妥协的,不敢斗争,不敢进行土地改革,或来一套假分田。到了时局变动时,中农就会动摇害怕。所谓变天思想,就是中农动摇的典型表现” 。正是根据这种分析,他赞扬了鹅钱乡依靠贫雇农,通过贫雇农去团结中农,对富农进行又斗争又联合,对地主采取分化改造的做法。

全国革命形势的大发展要求土地改革迅速推进。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也呼唤华北联大的同志们为推进土改这一历史性进程奉献自己的力量。于是,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两个月后,即1947年12 月,联大的大部分同志分赴石家庄、正定及其附近县份(《中国人民大学纪事》记载是获鹿、井陉、石家庄、正定、藁城)参加土改。我分配去的地点是正定城郊的五区。

根据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要发动群众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从地主阶级手中获得土地,但对地主、富农等要有所照顾。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片面强调照顾地主、富农,不敢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对于这种偏向,邓子恢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党强调照顾地主富农,要给他多留土地,要保证地主过富农生活等等,这种片面照顾的观点,是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要不要适当照顾地主富农呢?需要的。但必须首先照顾了雇贫农与中农,保证雇贫农得到应得到的土地,保证雇贫农有饭吃,有衣穿,同时保证中农利益不被侵犯。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去适当照顾地主富农,才是正确的。因为地主、富农与雇贫农的利益是相反的,为强调照顾地主富农,多留地,留好地给他,其结果则是雇贫农分不到地或分地不多,而积极不起来(鹅钱乡余庄村、黄庄村开始规定每人留3亩,雇贫农因分地不多而情绪不高,就是一例)。这样的土地改革,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有名无实的。土地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使广大雇贫农得到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因此必须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富农多余土地也拿出来,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他的这种批评和主张,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县委普遍加强了力量。记得政治学院院长何干之同志就曾进入正定县县委,是否担任县委书记记不清了。土改工作组不仅包括地方干部和华北联大的同志,还包括一部分从其他地区调来的“回避干部”。那时,出身地主富农家庭,在本地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成为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干部颇多。比如,在1947 年,我们曾经见到过的束鹿县县委书记就出身于本县的大地主家庭。为了回避干扰、包庇等嫌疑,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期间,对这样的干部采取了暂时调到外地参加土改的回避政策。这部分回避干部大多来自老区、半老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这期间,我曾经结识过的回避干部,大多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非常遗憾,他们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了。

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邓子恢由于不能出席会议,于7月3日写给刘少奇一封信,并请他转中央,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关于土地政策:我认为此次会议,应明确规定首先照顾雇贫农,使他们得到足够(这不是指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而是指在当地条件下得到足额的土地)的土地,并解决其牲口、农具、房屋、家具、口粮等问题;同时应照顾中农及劳动起家的新富农之土地财产,不被侵犯。这是我们土改政策的基本方面。照顾了这个基本方面以后,再适当地去照顾地主、富农及一切应该照顾的人。”“土改有无成绩,土改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雇贫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干部掌握政策是否正确,应看他是否首先照顾雇贫农,还是首先照顾地主富农为断。”

学校到正定城郊五区参加土改的这支队伍,是12 月14日从束鹿起身,行军三日,到达该区朱河村集训。我所在的一支,分配到西洋村。记得这个村的工作组组长是刘永昌,就是在财经系毕业时引导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心目中十分敬重的那位同志。这个工作组还有一位领导李光灿,是华北联大的教务科长。

接着,邓子恢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等方面,论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他说:“土改基本目的是在经济上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政治团结90%以上的农民,壮大民主力量,去击破反革命的进攻。而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是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也不是靠苏联式的集体农场经营,也不是靠中国式的富农经济;在目前阶段中,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最普遍、最进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中农式的小农经济。”怎么发展这种小农经济呢?他说:“就是要采取坚决的方针,首先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使他们得到足够的土地,并尽可能使他们得到够用的牲口、农具、房屋、家具及口粮等,使他们的劳动力能使用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大大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加工加肥,深耕细作,以达到改良土地增加生产的目的。这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发展农村生产的主力军。这个强大的主力军得地越多越好,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快,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与政治觉悟也就越高,民主力量也就越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就越有保证。”

到西洋村的土改工作组,起初阶段人员比较集中,记得是要积累访贫问苦和组建贫农团的经验。当时整个土改的安排是撇开村里的党组织和原来村干部的班子,直接由工作组成员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扎根串联”,找出可以真正依靠的贫下中农骨干,然后组织贫农团,作为直接执行土地改革的组织。

在强调依靠贫雇农的同时,邓子恢还强调要保护中农的利益,包括那些原是中农靠劳动起家的新富农的利益。他在这封信中说:“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中农土地财产及在新民主政权下劳动起家的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只要这些人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他们的生产力就不会削弱,生产情绪就不会降低,这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仅次于雇贫农的劳动大军。因此雇贫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土地改革中与满足雇贫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要降低中农的生产情绪,妨害农村生产力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会使中农动摇,使雇贫农中立,而使封建势力增强,这对革命是极端不利的。中央对这个政策的慎重态度与坚决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为了不侵犯中农利益,他在肯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的原则还是适用的同时,又提出“采用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亦无坏处” 。土改的实践已经证明,“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是防止侵犯中农利益、顺利进行土改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于地主、富农,邓子恢也主张区别对待。他在这封信中说:“至于对地主、富农的适当照顾,把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区别开来,把恶霸与肉头地主区别开来,把一般地主与抗日地主区别开来,把地主与富农区别开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他说“照顾他们可以从多方面注意,如对中小及抗日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及某些动产,不要采取过去打土豪方式;房屋家具等也留一些给他们” 。

工作组进村,要撇开当地党组织和原来的村干部,是因为他们与土改对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影响土地改革的贯彻。不过,土改后期,相当部分的基层党员和村干部依然是村里的骨干。其实,工作组进村之际所掌握的一些情况也还是由他们提供的。显然,对这样的问题要瞻前顾后,要辩证思考,不应简单对待。

对于富农的土地,邓子恢认为“对新富农土地财产应坚决不动。但对旧富农土地,则不仅拿出其出租部分,且应拿出其自耕部分,原则上旧富农也与雇贫农平分土地,而且好坏搭平”,“如果富农自耕地不动,结果是使雇贫农少分地、分坏地” 。把富农的自耕土地也拿出来与贫雇农一起平分,固然可使贫雇农多分些地特别是好地,但实际上也就把富农阶级消灭了,因而是不甚妥当的。

访贫问苦的理想状态是不带有丝毫事先主见,全凭自己观察、分析,在“扎根串联”过程中来寻找、来组织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实际是很难实现的:两眼一抹黑,要寻出一条正确的路而不上当受骗,那需要足够的时间并付出很大的代价。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讲述土改的电影,其中就有错误依靠“勇敢分子”的描述。实际上这并非个别事例。

对于地主的工商业,邓子恢认为“他们在农村中在小集镇的商行、店铺、作坊等可以由农民清算,禁止清算也不可能。但一般地主在城市、特别大城市里的工商业,则以保持为宜,这对解放区工商业发展有帮助,对全国工商界争取也有影响。但对豪绅恶霸及为农民所痛恨的地主之工商业,则应让农民去清算;至于以工商业为主要收入兼收部分地租的工商业者的财产,则仍应保护。” 这种态度,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

本文由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忆旧纪年Ⅱ,邓子恢的农民土地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