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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过往的事,毛泽东的军旅素养到底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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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过往的事,毛泽东的军旅素养到底有多高

原标题: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

文章摘自《毛泽东传》

图片 1

作者:特里尔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ept.

潮流那遥远的尽头已开始转向对毛泽东有利,但这只有很敏锐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后几个星期看得出。

9

确实,他在党内的对手失去了一些势头,但是就中国整体的关系来看,共产党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那样不能预示未来。

今日,唯有缅怀!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作者丨罗斯·特里尔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骚扰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同情者,而不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

来源丨瞭望智库(zhczyj)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

style="font-size: 16px;">42年前的今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去世。

style="font-size: 16px;">他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毛泽东10分钟珍贵视频:他如何评价自己和当时的中国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1931年夏天,毛泽东写了他最抒情的词之一——— 《反第二次大 “围剿”》,这个题目对如此令人激动的诗句来说好像太平淡了: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

style="font-size: 16px;">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style="font-size: 16px;">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长征结束以后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位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泽东,他是否曾发现自己处于少数而不可能得势的情况。“是的,我曾是少数派,”毛泽东回答道,“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毛泽东和朱德或许能击退蒋介石,但是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困难得多了。1931年这一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战争付诸实践,很有成效。但是中共党内的形势却是不祥的。

长征是在进行过程中才逐渐成形并有了策略和目的。长征在它结束很久以后才被人称为“长征”;在开始时,那只是痛苦的撤退。[2]“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毛泽东后来告诉罗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3]

毛泽东利用党内多变的情况而享有运作活动的空间。中共的总部远在上海。江西苏维埃政权是新形式的政权。一段时间里,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方面不受党的权威的制约。1931年军事危机的气氛延长了它可以自主的时间。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这是共产党至此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的1931年11月7日清晨,610名代表在开幕式上举行了游行。

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长征要使部队脱离那群毛头小伙子的控制。

28个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是一股力量,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个脆弱的政权把中国中南部的几十个苏维埃——大多数都很小——联结在一起,进行有希望的合作)这是到此时为止毛泽东得到的最动听的头衔。他是一个政府的首脑,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政府或这位主席的存在。他被夹在两个副主席之间,其中之一是张国焘,他是地主的儿子,毛泽东好像总是跟他意见不一致。此外,毛泽东失去了对军事事务的直接控制权。

毛泽东自己的三万人与敌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战,发生在毛泽东童年之梦的湘江岸边。这次战斗使中共党内的斗争接近于摊牌。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加强了他们对中共古怪的组织结构的统治。1932年,他们采取了合乎自己逻辑的一步。中共总部从上海搬到江西,这里是中共精神最活跃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他后来宣称,“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面对蒋介石强大得多的军事机器,并因为蒋介石准确地预计到红军向西北的行军路线,中共显然损失了多达五万余人。受伤的人由于极度疼痛而把衣服塞进嘴里,以便抑制住喊叫声。

28个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有什么可反对的?争论的主题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枪杆子和农民群众在革命的未来这一天平上的分量是最重的。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政策或土地政策上,都没有远离李立三基于书本的夸夸其谈。

国民党消灭了差不多一半的红军。渡河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李德发起新的挑战。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游击队员,他的队伍有点像游民的乌合之众,他战术上的灵活性——“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无视占领根据地。“要占领关键城市!”他们这样叫喊,就好像从未发生过1927年和1930年那样的事。

残酷的事实是,红军不可能实现与湘北贺龙的苏维埃相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安排了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一个新计划,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一轮犀利的批判。

在江西,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其人民战争政策的需要。“鱼”需要“水”,没收财产应该有分寸,不可疏远中农。对于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绝望地摊开他们优雅而年轻的双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泽东采取的是一条“富农路线”。

红军应该向西南进军以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力量较弱的一个省份,然后与川北的一支共产党军队会合。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压倒了李德向北行进的主张而获胜。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10年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过伤。但另一方面,他们说的并非不真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批评在技术上讲是有根据的。

同时,毛泽东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大胆发言,指责因两个错误战术而造成湘江边的巨大损失。博古和李德划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才让蒋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里等待红军入套。

毛泽东确实把封建的现实(例如氏族)织进了他农村领地的挂毯之中。

毛泽东还抱怨说,共产党人没有运用佯攻这一战术。他们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本应合乎逻辑地使用这种佯攻战术。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现出对战士地方情感的体谅,或意识到当地地形的多变。

毛泽东甚至在语言上也与28个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他认为只是把“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音译成中文是没有意义的,对普通农民来说,这是天书。很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某个人的名字,而布尔什维克不像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尽量少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而对“苏维埃”,他选择了一个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含义更具体的词:“工农兵代表会”。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行军负担太重。它携带着一个政府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家具、印刷设备和一整套文件档案,在重压下蹒跚行进。

到1933年,毛泽东受排挤,不能再参加制定政策(虽然他保住了政府头衔)。40多万蒋介石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但这次不是毛泽东负责反“围剿”。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

负责人是周恩来。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在这些年里,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相信阵地战,当时的口号就是“御敌于国门外”。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4]

他觉得毛泽东偏执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言辞之战。周恩来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顶着28个布尔什维克汹涌的潮流游泳。红军击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这次胜利究竟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启发下采用的方法所取得,还是毛泽东、朱德战略的残留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这次胜利加重了毛泽东的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此后被认为像自动化时代的手动纺车一样过时了。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缺乏军事经验,甚至不及毛泽东和朱德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的经验的几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时,还从没有在战斗中放过一枪;长征开始时他只有26岁。李德——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而且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

1933年4月召开了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的会议。会议在毛泽东军事声誉的棺木上又钉了几个钉子。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得了疟疾,挫折又一次把他引向病床。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傅连暲医生宣称,依他判断,这些热切而朴实天真的农民出身的长征者,90%不曾有过性经验。

那个基督徒医生来了,命令毛泽东住四个月的医院。他不到四个月就好转了。不久,他就责备傅连暲点的菜太浪费:“我们绝不可忘记现在在打仗。”这次是医生看上去生病了。“突然,”傅回忆说,“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最初的损失是由28个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毛泽东不应为此受责备。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并非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的数周中在稳步增长。

1933年,毛泽东写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写这个话题。毛泽东失去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以后,就以学徒般的认真态度致力于基层的民间事务。

他开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文件烧掉了,家具扔进了山沟里,多余的枪支送到当地可靠的农民手中,大大精简的运输队只在夜晚行进,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

他骑着马巡视苏维埃地区,计算粮食的担数,组织食盐走私小组到蒋管区偷可能得到的咸盐。他倾听农民讲话。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把红军建成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它计划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建起土墙,称作“铜墙铁壁”。毛泽东提醒说,这样建设部队会从农田里夺去所需的劳力。他还认为这些墙会把红军锁在阵地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他在讲民生问题的一个报告里问道,“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的侵略乌云又开始笼罩中华大地。它像遮住太阳的一片乌云,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作战显得十分古怪。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难道这比保护中国不受外敌侵略更可贵吗?

东京迈出了侵略它庞大邻国的第一步,这被微妙地称为“九一八事件”。这件事最初的结果是稍微分散了一点蒋介石“剿灭”红色分子的注意力。它的长远影响的确是重大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没有退潮。在中共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农民集会上讲反对帝国主义。他警告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是和外国人结成同盟,并敞开大门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1932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这在当时让人(中华苏维埃之外听到这话的少数人)听了发笑,但是十年以后,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笔。

但是毛泽东是有眼光的。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泽东开始侧重于一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只能进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对日作战的声明。的确,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进攻的主要意义,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在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优秀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作战,而不是和中国同胞共产党人作战。他向中共伸出了试探的触须。中共犹豫不决,对待福建造反者,内部有不同的态度,从不冷不热到完全仇视。王明在他莫斯科的巢穴中谴责蔡廷锴:“要想让我跟他握手,除非我能向他脸上啐一口痰。”中共还没来得及对蔡廷锴稍作援助,蒋介石已经设法把英雄的第十九路军消灭了。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有一个广泛得足以包括一切不反动的非共产党爱国者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回顾这些时,他说中共没有与蔡廷锴联合是错误的。

1934年1月,毛泽东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席——尽管到现在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主席——因此他得宣布会议开幕。他盯着挤满了一千名代表和用红绿旗子装饰的大厅。他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的标语。一排礼炮和一阵焰火启动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短而又古板的演说。演说缺乏他特有的清楚明了和独创性。大会的所有决议都是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事先做好的,而这次会议毛泽东不是没有参加,就是没留下什么印记。

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进行,但是毛泽东只是个旁观者。战斗计划是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最终解决问题,因而转向希特勒求助;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现在是他的顾问。在28个布尔什维克掌握下的中共几乎同样急切地讨好外国人;对蒋介石的抵抗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指导,他是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革命的最新的礼物。

代表大会沉浸在王明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中。直到此时,李德操纵的战役进行得还不错,毛泽东只得把他对当时正在实施的阵地战的怀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会时是个任期将满而已经落选的人,没有人对罢免他的主席职务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没能继续担任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残酷的重挫,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蒋介石开始达到他三年都没有达到的“围剿”目标。如果敌人可以破门而入,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就会很容易地变成梦魇。这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阵地战的愚蠢。李德重视领土超过军队,结果他两者都丢了。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冯·西格特建起了碉堡和将碉堡联系起来的公路。这一计划见效了,因为共产党人也选择把自己圈了起来。但中共太弱,装备太差,不适合这样的战略;红军的机动性不足,不能一个一个地打击国民党军队中脆弱的部分。而且国民党能对陷入困境的、给养困难的共产党人施以可怕的经济封锁。

到了8月,中共所属的70个县只剩下6个,甚至长江也落入国民党手中,很多红军军官牺牲了。毛泽东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他也不说什么。有人说他的处境像西方理解的那样———从1934年仲夏开始,他就蛰居在瑞金西边于都山区的一个农舍里,被“软禁”了。

有一天晚上,朱德部队的一名军官来跟毛泽东聊天。他带来酒和一只鸡,这确实是那个困苦时期里的美食。他们大吃了一顿。

在毛泽东的农舍院子里,他们坐在柳条椅子里一口一口地抿着剩下的酒。当谈话转到缅怀往事时,毛泽东叹了口气,对这名他很熟悉的军官说:“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图回到书本中。他随意作些笔记和批注,他写诗,而诗是他回归永远忠贞不贰的大自然的养心胜地,他教警卫员认字。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的精神解脱出来,总是惦记着美丽的山峦之外那些可怕事件的发展进程。在一个凄凉的时刻,他又病倒了。

他体温高达41度。这一次疟疾发作差不多跟1929年与死亡搏斗的那次发作同样严重(虽然博古轻描淡写地说他得的是“外交病”)。从8月的一天到9月底,他都病得很厉害。除疟疾之外,他还得了肠痉挛的毛病。他一定想过他是否还能好起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有一天,傅医生弄来一只烤鸡给毛泽东吃。毛泽东是个要求不高的病人,他反复地说,对他来讲,有个护士就够了,用不着医生了。他拒绝接受这只鸡。他让傅医生自己把鸡吃了。

毛泽东硬是从傅医生的病床上站起来,恢复了健康。他9月底离开于都时发现世界已破碎了。不过混乱也提供了一个不受人约束的机会。毛泽东当时很不被重视,但他还有牌可打。他是当时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理所当然的“反对派发言人”。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赢的非常漂亮,他差不多确实铲除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灾难”。中共决定放弃江西。

毛泽东觉得这个决定过于“草率”。然而,决定是博古和李德做出的,而不是他。红军残部要向西北行进,希望同贺龙领导下的一个湖南的苏维埃相会合。面对事态这种痛苦的转折,28个布尔什维克只能感到羞愧。毛泽东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刚刚成立起来指挥撤退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小小一步。至少和他差不多所有的同事比起来,毛泽东不那么应该受责备。

红军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条没有舵的船。8万士兵(加上几百名妇女)不知道他们正走向何处。他们许多人一定认为,他们只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都有心伺机叛逃。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周以后,莫斯科发来无线电报,叫中共从江西撤离。除每个人都要携带的够三天吃的大米以外,毛泽东还设法带了一匹马(是早些时候战胜一支国民党军队而得来的战利品)、一把伞和一捆书。

他没有带他通常装文件和地图用的那个破旧的小文件包——在他同事的眼中,这是他的标志。这很奇怪。他周围的人把不带那个小包看作是毛泽东悲观情绪的迹象。

潮流那遥远的尽头已开始转向对毛泽东有利,但这只有很敏锐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后几个星期看得出。

确实,他在党内的对手失去了一些势头(虽然博古和李德在长征开始时仍在掌权),但是就中国整体的关系来看,共产党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那样不能预示未来。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肯定还有党内的一些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抗击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长征结束以后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位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泽东,他是否曾发现自己处于少数而不可能得势的情况。“是的,我曾是少数派,”毛泽东回答道,“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是在进行过程中才逐渐成形并有了策略和目的。长征在它结束很久以后才被人称为“长征”,在开始时,那只是痛苦的撤退。“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毛泽东后来告诉罗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长征中与敌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战,发生在毛泽东童年之梦的湘江岸边。面对蒋介石强大得多的军事机器,并因为蒋介石准确地预计到红军向西北的行军路线,中共显然损失了多达五万余人。受伤的人由于极度疼痛而把衣服塞进嘴里,以便抑制住喊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差不多一半的红军。渡河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李德发起新的挑战。残酷的事实是,红军不可能实现与湘北贺龙的苏维埃相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安排了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一个新计划,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一轮犀利的批判。

红军应该向西南进军以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力量较弱的一个省份,然后与川北的一支共产党军队会合。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压倒了李德向北行进的主张而获胜。

同时,毛泽东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大胆发言,指责因两个错误战术而造成湘江边的巨大损失。博古和李德划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才让蒋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里等待红军入套。

毛泽东还抱怨说,共产党人没有运用佯攻这一战术。他们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本应合乎逻辑地使用这种佯攻战术。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现出对战士地方情感的体谅,或意识到当地地形的多变。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行军负担太重。它携带着一个政府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家具、印刷设备和一整套文件档案,在重压下蹒跚行进。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缺乏军事经验,甚至不及毛泽东和朱德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的经验的几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时,还从没有在战斗中放过一枪;长征开始时他只有26岁。李德——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而且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

最初的损失是由28个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毛泽东不应为此受责备。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并非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的数周中在稳步增长。

他开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文件烧掉了,家具扔进了山沟里,多余的枪支送到当地可靠的农民手中,大大精简的运输队只在夜晚行进,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派到两座显眼的山顶上,并受命在开阔地上暴露出来,以便看起来显得比实际的人数多。国民党确实把这些忙碌的战士当成了红军的大部队;被共产党截获的国民党一条无线电通信中得意地说:“红军主力已被包围,无可逃遁。”而在此时,一支大得多的共产党部队从背后发起了对国民党的进攻。

这次非常有毛泽东特色的声东击西战果可观。“整个行动,”一位将军回忆说,“就像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猴子耍弄一头牛。”

这样的战术让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水流湍急、两岸是巨石峭壁的乌江,从而进入贵州省的中心地区。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他真正的对手正在浮出水面,于是飞到省会贵阳亲自指挥20万特别部队作战,以阻止红军经过贵州向四川这块富庶的宝地前进。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抗的形势正在成形。红军占领了富饶的遵义古城。这是通过一条巧妙的计策完成的,从而使朱德、毛泽东的队伍获得了魔术师的声誉。(红军需要运用智慧:在贵州,敌人的杂牌军与红军的力量比例是100比1。

首先,共产党占领了遵义30里外的一个村庄,抓了俘虏,这些俘虏是这个计策的关键。红军审讯人员用哄诱和恐吓相结合的方法对付这些人,给了他们一些银元,还诚恳地告诉他们“苏维埃道路”(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当时的表述)的优越性。

共产党很快就获得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遵义驻军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部分既应记入中国的战争史,也应记入中国的戏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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